有哪些关于北京的冷知识?
- yyzz LV.
- 2017/10/12 19:48:34
全世界都知道,现在的北京,是一座雾霾包围的城。
但很少人知道,不到一百年前的北京,曾是一座粪便包围的城。
阿城写过一篇文章,叫《厕所》,说北京的紫禁城虽大,但是没有厕所,皇上太监三宫六院御林军上朝的文武大臣,只能找个旮旯,用马桶解决排泄问题。
桶底铺上焦枣,焦枣轻,屎落下来,立即翻滚沉底,加上焦枣香气浓,把味道遮住。拉满的马桶,由粗使太监抬出宫去。
焦枣马桶很气派,但也就是个临时设施。皇上家都这样,老百姓家可想而知。
作为一个大都市,拉屎这件事,北京折腾了几百年。
明嘉靖年间,北京修建了外城。城墙修好后,发现忘了修下水道。这下事大了,城内千万百姓,每日产出几何数量级的大粪,北京城分分钟就被屎淹没了。
明代文人谢肇淛,曾住北京,深为北京没有厕所困扰,他在《五杂俎》写下来这段痛苦的人生体验:
因为没有厕所,粪便只能倒进沟里,街上也都是随地拉的屎。每到出暖花开,整个北京城就发酵起来,臭气熏天,老百姓都不敢快跑,怕喘大气。
到了夏天,蚊蝇滋生,几乎让人想死。碰上下雨,大街小巷的粪被泡起来,痢疾瘟疫传染很厉害。当时,怕死的人,都宅在家里——“摄生者。惟静坐简出。”
这一点,跟现在的北京人很像,遇上雾霾就不出门,或全副武装。
到了清朝,街上有了厕所,但收费,而且屈指可数,要都去厕所,得排几天队。人民就还在街上随意大小便,嘉庆时无名氏的《燕京杂记》里说,连妇女都上街倒马桶。
时间久了,有些地方就成了北京人默认的露天公厕。
当时前门一带,骑马的、坐车的、驴、骡、牛、猪、狗,杂沓乱跑,遍地都是粪尿,正阳桥南边,就有一个大粪堆。各庙会集市,也遍布粪便。
大栅栏的同仁堂门前,是个默认的露天厕所,每天要先打扫屎尿,再开门。但是,店老板也不恶心,还挺乐呵,他认为这是风水上所说的“百鸟朝凤”——每天那么多人掏出鸟冲着门口,太吉利了。
最可怕的,一经大雨,路途汪洋,路人一不小心就被屎汤灭顶。今天的北京就好多了,不会被屎汤淹死,但是下暴雨还是得当心。
当时人开玩笑,将北京大街上的情形,开成一个药方:
[quote]人中黄,人中白,牛溲,马勃,灶心土,各等分,无根水调匀之,用日晒干,车轮碾为细末,西北风送入鼻中服之,令人名利之心自然消灭。[/quote]
这种情况下,粪夫就应运而生。
粪夫多是来北京谋生的山东农民,身背条筐,手持长柄粪勺,走家串户,救民于屎尿。
掏了屎,运出城,晒成干,卖给近郊农民。
梁家园,天坛东面的东四块玉,城北的地坛附近,都是晒粪场,蚊蝇聚集,臭气远扬。
最早的粪夫,掏粪很随意,没个规划,也想不到这是个肥差。
散户掏粪的情况,持续到了明朝崇祯年间,渐渐有了改变。到清康熙年后,开始圈划地盘,各自采集,称为粪道。
清末,更是有了粪商,小粪商占据粪道,雇粪夫采粪;大粪啇开设粪厂,搞批发。
粪夫也有两种,一种是受雇于粪啇的粪夫,一种是野粪夫,称跑海粪夫。
北京的粪夫,身上最脏,收入最低,算是贫贱至极,本应同情。但是,他们以粪勒索钱财,要节钱,要月钱,下雨下雪要酒钱。
市民稍有不从,轻则怠工不掏,任你家厕所满坑满谷,污臭熏天;重则推搡相骂,亮出粘满屎的粪杓,就问你怕不怕。
△ 1917年,北京街头的粪夫,俗称采蜜人。
他们背粪筐,推小车,招摇过街,筐、车也不加盖,屎尿淋漓挥洒,见人掩鼻而逃,就面露笑容,获得精神胜利。
俗话说的“穷横”一词,似乎专为粪夫而设。
受迫的人,抓住一点点权利,又去压迫别人,这就是人性吧。
市民被欺压怕了,呼他们为“粪阀”,阀者,霸也。事实上,真正的粪阀是粪厂的老板们,他们有自己的行业协会,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:粪道归粪商所有,粪道上的屎也归粪商所有——如果你敢掏自己拉的粪,就是侵犯了粪商的私有财产。
△天坛东边的精忠庙,是粪夫公会的最早地址。
当时,粪业被称作“金汁行”,因为办粪厂太挣钱了。最著名的粪商于德顺,坐拥良田1500亩,在北京有100多套房产,各国银行都有存款。
民国后,市政当局曾力劝粪夫给粪筐、粪车加盖,效果不彰。后来,又试图将粪业收为官办,也遭到顽固抵抗。
1935年,1500名粪夫带着粪筐粪杓,包围了平津司令部,抗议政府收回粪道。粪夫罢工几天,城中便臭不可言,当局就软了。
北京依旧是臭哄哄的北京。
当然,解放后,一切大不同。按照建国后的阶级划分,粪夫被划为底层,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时传祥,而粪厂的老板被划分资产阶级。
1951年12月,粪霸于德顺、刘春江、金仁甫被枪决。从此废除粪道占有行业。也就是,你的屎从此是国有财产了。
参考书目/论文
《五杂俎》谢肇淛
《旧京琐记》夏仁虎
《燕京杂记》佚名
《旧时北京粪便和垃圾的污染》王伟杰
《北京的粪夫和粪阀》金瑞祥
但很少人知道,不到一百年前的北京,曾是一座粪便包围的城。
阿城写过一篇文章,叫《厕所》,说北京的紫禁城虽大,但是没有厕所,皇上太监三宫六院御林军上朝的文武大臣,只能找个旮旯,用马桶解决排泄问题。
桶底铺上焦枣,焦枣轻,屎落下来,立即翻滚沉底,加上焦枣香气浓,把味道遮住。拉满的马桶,由粗使太监抬出宫去。
焦枣马桶很气派,但也就是个临时设施。皇上家都这样,老百姓家可想而知。
作为一个大都市,拉屎这件事,北京折腾了几百年。
明嘉靖年间,北京修建了外城。城墙修好后,发现忘了修下水道。这下事大了,城内千万百姓,每日产出几何数量级的大粪,北京城分分钟就被屎淹没了。
明代文人谢肇淛,曾住北京,深为北京没有厕所困扰,他在《五杂俎》写下来这段痛苦的人生体验:
因为没有厕所,粪便只能倒进沟里,街上也都是随地拉的屎。每到出暖花开,整个北京城就发酵起来,臭气熏天,老百姓都不敢快跑,怕喘大气。
到了夏天,蚊蝇滋生,几乎让人想死。碰上下雨,大街小巷的粪被泡起来,痢疾瘟疫传染很厉害。当时,怕死的人,都宅在家里——“摄生者。惟静坐简出。”
这一点,跟现在的北京人很像,遇上雾霾就不出门,或全副武装。
到了清朝,街上有了厕所,但收费,而且屈指可数,要都去厕所,得排几天队。人民就还在街上随意大小便,嘉庆时无名氏的《燕京杂记》里说,连妇女都上街倒马桶。
时间久了,有些地方就成了北京人默认的露天公厕。
当时前门一带,骑马的、坐车的、驴、骡、牛、猪、狗,杂沓乱跑,遍地都是粪尿,正阳桥南边,就有一个大粪堆。各庙会集市,也遍布粪便。
大栅栏的同仁堂门前,是个默认的露天厕所,每天要先打扫屎尿,再开门。但是,店老板也不恶心,还挺乐呵,他认为这是风水上所说的“百鸟朝凤”——每天那么多人掏出鸟冲着门口,太吉利了。
最可怕的,一经大雨,路途汪洋,路人一不小心就被屎汤灭顶。今天的北京就好多了,不会被屎汤淹死,但是下暴雨还是得当心。
当时人开玩笑,将北京大街上的情形,开成一个药方:
[quote]人中黄,人中白,牛溲,马勃,灶心土,各等分,无根水调匀之,用日晒干,车轮碾为细末,西北风送入鼻中服之,令人名利之心自然消灭。[/quote]
这种情况下,粪夫就应运而生。
粪夫多是来北京谋生的山东农民,身背条筐,手持长柄粪勺,走家串户,救民于屎尿。
掏了屎,运出城,晒成干,卖给近郊农民。
梁家园,天坛东面的东四块玉,城北的地坛附近,都是晒粪场,蚊蝇聚集,臭气远扬。
最早的粪夫,掏粪很随意,没个规划,也想不到这是个肥差。
散户掏粪的情况,持续到了明朝崇祯年间,渐渐有了改变。到清康熙年后,开始圈划地盘,各自采集,称为粪道。
清末,更是有了粪商,小粪商占据粪道,雇粪夫采粪;大粪啇开设粪厂,搞批发。
粪夫也有两种,一种是受雇于粪啇的粪夫,一种是野粪夫,称跑海粪夫。
北京的粪夫,身上最脏,收入最低,算是贫贱至极,本应同情。但是,他们以粪勒索钱财,要节钱,要月钱,下雨下雪要酒钱。
市民稍有不从,轻则怠工不掏,任你家厕所满坑满谷,污臭熏天;重则推搡相骂,亮出粘满屎的粪杓,就问你怕不怕。
△ 1917年,北京街头的粪夫,俗称采蜜人。
他们背粪筐,推小车,招摇过街,筐、车也不加盖,屎尿淋漓挥洒,见人掩鼻而逃,就面露笑容,获得精神胜利。
俗话说的“穷横”一词,似乎专为粪夫而设。
受迫的人,抓住一点点权利,又去压迫别人,这就是人性吧。
市民被欺压怕了,呼他们为“粪阀”,阀者,霸也。事实上,真正的粪阀是粪厂的老板们,他们有自己的行业协会,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:粪道归粪商所有,粪道上的屎也归粪商所有——如果你敢掏自己拉的粪,就是侵犯了粪商的私有财产。
△天坛东边的精忠庙,是粪夫公会的最早地址。
当时,粪业被称作“金汁行”,因为办粪厂太挣钱了。最著名的粪商于德顺,坐拥良田1500亩,在北京有100多套房产,各国银行都有存款。
民国后,市政当局曾力劝粪夫给粪筐、粪车加盖,效果不彰。后来,又试图将粪业收为官办,也遭到顽固抵抗。
1935年,1500名粪夫带着粪筐粪杓,包围了平津司令部,抗议政府收回粪道。粪夫罢工几天,城中便臭不可言,当局就软了。
北京依旧是臭哄哄的北京。
当然,解放后,一切大不同。按照建国后的阶级划分,粪夫被划为底层,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时传祥,而粪厂的老板被划分资产阶级。
1951年12月,粪霸于德顺、刘春江、金仁甫被枪决。从此废除粪道占有行业。也就是,你的屎从此是国有财产了。
参考书目/论文
《五杂俎》谢肇淛
《旧京琐记》夏仁虎
《燕京杂记》佚名
《旧时北京粪便和垃圾的污染》王伟杰
《北京的粪夫和粪阀》金瑞祥